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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中“信任”的伦理价值与意义(7)
同时,这种人的“不在场”也表现为教师被工具化,即教师的人格也被抹杀。也就是说,教师的职能发生了变化,其体现为人的独特性的职业意义被掩盖,而工具性的市场价值被凸显。教师此时的主要职能已经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这种具有人格意义的思想领航者,而是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赚钱工具。知识成为其私产,而不再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不仅意味着教师不再具有高尚性的本质,而且成为一种可以被买卖的商品。作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教师自身也会被“作价出售”。加之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垄断性质,就像人们对于垄断行业持有普遍的怀疑态度一样,这使得人们更加难以相信可以轻松地从教师那里获得自己的所需。纵观基础教育的现实,中小学校中针对于教师的请客送礼,中小学教师办课外辅导班等一系列现象大有“蔚然成风”之势。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教师道德水准的沦丧,而是要从中看出,当人们不再信任教师的时候,也就只能信任自己手中的权势和金钱了。因而,在基础教育的整体情况中,就发生了一种“见物不见人”的怪现象,没有人在其中投入感情,只有利益的相互博弈。基础教育不再展现人性的光辉,反而成为物质主义的试验场。
三、基础教育中信任的重构
如果将基础教育本身的理念同基础教育的现状对比而言,可以看到,信任的重构在基础教育中已然成为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而且从现实的维度而言,基础教育中信任的侧重点在于对于未成年人未来发展总体趋向的信任。这是因为,信任的建构总是由强势到弱势传导的,在基础教育领域,成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信任总是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二者在心智水平上是不平衡的,面对成人世界未成年人不得不首先给予其信任。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在面对基础教育中信任问题时,主要将以教师、学校对于未成年人的信任为入手点。
首先,从传统的“尊师”与“育人”的理念,重新恢复基础教育中的信任理念。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教育思想探讨较为深入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大宗。也可以说,以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传统教育的主流。纵观儒家的这些教育思想,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信任,特别是对于人本身的信任。
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儒家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君子人格”的形成,也就是说,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出人格完善的“君子”,即道德的高尚者。因此,“人”与“人性”就成为其理论的核心。换句话说,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本在于“育人”。而“育人”的前提则在于对人性本身抱有信心,即相信人是具有向善的倾向的,人性是可以教化的。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就已经提出了人有四端,即“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他认为只要将这四端“扩而充之”,便“足以保四海”。自此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无论儒学的发展形式如何,其在“育人”的思想中始终保持着这一核心理念。
可以说,这一理念恰恰为在基础教育中信任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一方面,由于信任以人的善性道德为根基,因之,在当今的基础教育中,对于普遍人性首先也应该是抱有信心的,即对人性本身做一种性善道德的假定。因为基础教育所面临的是未成年人,他们更多地体现着人的“未完成性”这一特点,基础教育也是针对这一特点对人完成最初,也是最为重要的建构。于是,当确定了人有着先天的道德向善性时,基础教育的展开才能够具有更多的引导性和创造性,而不再是以压抑或强迫的方式来生产统一的“产品”。另一方面,从现实层面上来看,“从信任转化为不信任是非常容易的,而由不信任转化为信任则颇为艰巨”。[1](P153)因此,基础教育中不但应该对于普遍的人性作为一种善性道德的预设,而且,对于个体而言,也需要对其未来抱有一种信任的态度。因为,对于个体的未成年人而言,一旦他被贴上了“不信任”的标签,那么就意味着他会进入一个不信任的境遇中,这不仅会使其自身的善性道德被压抑,而且,也会使基础教育在面对他的时候,难以从“人”的内在发展的维度来进行,这样基础教育就很难将信任贯彻于其发展的过程之中了。进一步而言,之所以信任转化为不信任非常容易,是因为普遍信任很容易被一些“越轨”行为所打破,而产生不信任的因素。因此,个体化的不信任一经发生,也很容易引起基础教育中对人的普遍不信任,乃至于基础教育自身的信任危机。
文章来源:《基础教育论坛》 网址: http://www.jcjylt.cn/qikandaodu/2021/0128/6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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