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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机杼(3)
如果我们将焦点调至中西抒情传统上来,也许有益于了解抒情话语之嬗变,从而发现抒情在时空上的某种延续性。譬如中国古典诗学强调以“起兴”作为抒情的一种方法,其中起兴所带动的自然景观和外在世界(如山水风物)怎样关联起情感幽深的脉动,则值得深究。事实上,当代诗中也延续着一种起兴的抒情,后者甚至借助于思辨、情感的逻辑而造就了起承转合,例如臧棣的诗(即使他不被承认为“抒情”诗人)就证明了抒情其实是一种表意空间的开掘路径。另一方面,在西方诗歌传统之中,抒情往往意味着对情感的分析和思辨,即通过分析性语言赋予情感以具体形态,这滥觞于萨福等古希腊经典诗人。无论从上述哪个侧面考量,我们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压抑“抒情”在当代诗中的位置。
我赞同臧棣所说的:“对现代诗而言,所谓的抒情性,其实就是诗人自觉地运用意识的一种综合能力。”写诗所需调动的知性经验,关乎抒情在心智层面的表达。“智识上的思考恰恰让语言在此时获得了抒情诗的胜利,即当语言征服了一种复杂的、梦幻般的飘浮材料时,将现代灵魂超常的敏感交付于阿波罗的明朗的艺术理性,这是有意义的。”(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准确来说,这种日神式的抒情写作不因灵感的迅捷而牺牲准确度,也不沦为单一快感的输出,而具备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绵绵的展开之链。与分析性和智性的诉求不同,抒情要诉诸在场的身体,始于“感知危险”,正是感性经验上的差异才能唤出诗人之脸,客观化自我亦是诗人的假面(persona)。在2015—2016年期间,我写出了《寻人启事》《雨地》《园圃之乐》这批诗,就写作资源而论,更多受到英语诗人希尼、沃尔科特的稳健诗风的滋养,毕竟“抒情诗人不一定是抒情主义的信徒,可能是反抒情主义的信仰者,而是致力于经验、记忆知识的完成”(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他们真正教给我抒情的技艺,在感性高度黏着的目光里,如何将内心的高音调通过语言趋缓的流速转换成多声部、宽容度高的外部风景。像沃尔科特的《世界之光》这类日常生活史诗启示我一种精确、系统性的以语言统摄世界的能力,而希尼则教会我如何去淬炼、锻造与日常生活短兵相接的手艺。这种抒情的客观化策略,使得第一人称下的“我”不再有意向性的决定能力,抒情转化为知觉、想象力的综合,主体性与主体的存在状态相契合一。
而汉语诗歌又为我开启了抒情的新维度,这与我2016年遭遇的写作转折有关。我的诗歌写作终于不再笼统地体现为对“语言”的关注,而开始重视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内在气质和仪态,即它如何去细细地勾勒语言的边界并塑造个人的地形学。如果说我通过阅读英美诗歌训练了叙述性、分析性的技巧以及对诗歌整体性的把握,那么,我通过汉语来寻找、调试自己的声调,则为摆脱诗人时刻面临的同代人焦虑找到了一个纾解的出口。我的观察视点可能与90年代以来诗歌的“主流”线索并不完全吻合,这种不合时宜的贯注甚至可以说是“颓废”的,我欣喜地从张枣、柏桦、朱朱那里发现了一种节制而迷人的“汉语的风姿”,为我找到一条切入抒情的稳定方式。钟鸣谈论张枣时曾提及“汉语所特有的宁静缓速的音势动力现象”,这种抒情的动力学源于词语、音节、句法的势能,我在《小夜曲》《真实》《杂技》这批近作里也初步探索了汉语自身的音乐性。
为抒情问题做个小结正如开始谈论它一样困难。谈到重新恢复一种抒情能力,不是去谈论玄学或是反对技巧。实际上,抒情作为一种内在的规定更要求一种高级的手艺,其本身关乎一种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用语言去揭示事物尖峭的顶部,即意识内部的深刻鸣响甘愿服从于一种优美的秩序感。这不意味着我自得其乐地经营着自足的古典美学法则,无视诗歌介入公共性、历史的要求,实际上诗永远持续地在发明自己,抒情要求的准确性也是一种普遍性的降临和具体实现。我寄希望于在自己的写作中持续地发明抒情的可能性,实践出抒情与历史、伦理的耦合。
附文:
石榴
来晚了。石榴咳血的那一夜,
你只能寄情于艳丽的耳垂。
爱它的千人一面,爱一闪念。
而闪念轻若闪电,何处是你同学?
夜火中高烧的是你同学。
欢爱也显得陈旧,裹挟春潮回涌。
文章来源:《基础教育论坛》 网址: http://www.jcjylt.cn/qikandaodu/2021/0313/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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